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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玉器文化简述

04-14 文化

  玉的使用从考古遗迹上最早可溯及新石器时代,从其形制与纹饰观之,多被推论为具有宗教信仰上的象征,即玉、巫、神三位一体,“巫通过玉来表示神的存在,巫就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是神的化身”。而史前玉器与巫和神之间的连系是,玉被借以通神,且被认为是神之食飧。

  玉作为巫通神之器,直至战国才开始被赋予人格化、道德化的意义,与儒家思想连结出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同时,传统道家思想也在炼丹术中与玉的神之食飧象征密切地贴合起来。

  玉器的用法方面,有从事神、事人到事鬼的三个玉器使用概念,亦即从信仰法器、佩饰瑞玉到丧葬用玉,汉代大量的葬玉使用正印证了葬玉高峰期。

  此后,玉的使用从出土情况来看,似乎较为沉寂,一直到了唐代,玉器才又重新崭露头角,样式精致华美,光泽温润,虽从出土数量论之不及当时的金银器多,但精品屡见。唐玉的精美与汉玉盛时的稳重形态明显不同,异域风情与佛教用玉的出现是唐代玉器的特出之处;在装饰上,与金器、宝石的结合出现更为瑰丽的面貌;在使用上,官方明文制定的玉带和禁用的玉容器,都颇有异彩。

  由于墓葬出土玉器的数量少于传世品,早期对唐玉的研究,多以华丽的装饰纹样简单论之,归结了其表现世俗化的瑰丽风貌。近几年来,唐代贵族墓葬与佛教地宫的陆续挖掘,精致的玉器和佛教用玉出土,为玉器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以佐证的材料。特别是丧葬玉在汉代到达高峰,也同时在此后止息,最可能的原因便是佛教思想传入的影响,改变了厚葬与崇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玄学与道教观念。

  隋唐五代玉器区分为:(1)佛教玉器、(2)朝廷用玉、(3)装饰、(4)器皿、(5)肖生、(6)铭刻玉器、(7)西域玉器等七类。

  这是以功能为分类标准,但于西域玉器一项里,主要是指于阗玉器。阗玉器并非以功能性分类,而是从地域性着眼,因为唐玉在装饰纹样上虽已有了强烈的西域色彩,但在形制上仍能得见汉代传统的承继,这与直接由西域引入的和阗玉器相较,两者差异十分明显之故。

  唐代与西域交流频繁,输入的和阗玉器除了可能是当时流行于贵族间的舶来品外,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朝廷用玉,如玉带的使用。

  还有一种分类唐玉的方法,则是按唐代的历史分期分之,即以时间区分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

  迄今为止出土唐玉的地点已有十七省市,即陕西、河南、山西、宁夏、内蒙古、北京、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虽然如此,但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仍为唐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陜西关中地区,当地多为唐代帝王陵寝与贵族、高官墓葬,还有皇家寺院,由此显示了唐玉具有阶级象征的倾向。

  唐代礼玉概念已不同于先秦与两汉沟通天地的角色,而是礼仪制度的体现。大量的装饰玉为唐代特色,对于唐代与西域交流的表征多有着墨,且以佛家玉礼器的出现带出文化交流对精神与物质文化造成转向。佛教用玉是传统玉器对天地崇拜的神祕性在唐代佛教渗入后所产生的。

  玉册有三,即封禅与册书的玉牒,和禅地、顾命、预卜的玉板,以及死后封胃的谥册。

  玉册必须溯至商周时期书写于玉石上的盟书,一直沿袭传统形制,早期玉册是一种用于与神沟通、告天作用的玉牒,而唐墓所出之玉册从内容观之,除了告天祈福之外,也有敬告皇地衹的作用,应是专门为了帝王死后一起随葬的哀册。

  唐宋两代玉册材质不同,唐代使用“白大理石”应只是为了镌刻方便,而非延续汉代崇尚白石的习俗。陕西干县南陵村的唐僖宗靖陵里,出土了琉璃材质的璧,从“璧”的原始概念,到琉璃二字以玉字旁造字,这暗示了当时人们有将琉璃类玉看待的倾向;此外,琉璃本为佛教供佛七宝之一,将其与中原传统的“璧”形制结合,透露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的交融的现象。

  唐代的富强与封建使礼玉的思考转向实用性,如玉带、玉册等的使用;而文学的蓬勃带动了“望文生义”的玉器产生,圭璧的文献记录最早于《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中,但出土的实物却只单见唐代大明宫的圭璧。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土的“圭璧”便有可能是在此概念下,将“圭”和“璧”合一而创造出的新样式。

  唐代以石代玉的材料主要以汉白石和滑石两种,而汉白石用于礼器。比如近几年出土的唐代玉册、圭璧、玉镇及佛教用玉中的佛像、佛塔、灵帐,有相当多都是“以石代玉”。

  滑石多用于丧葬与生活用器。比如玉握猪只有一件为青玉材质,其它皆为滑石。甚至九世纪前只有滑石握手,九世纪后才有滑石用器,其器形多仿唐代金银器。

  “以石代玉”的原由有三点:(1)来自于唐代对玉观念产生变化;(2)线)玉只能为皇室贵族与高级官僚使用。

  这反映了唐代玉器比之前代有着更加阶级化的倾向;另外“以石代玉”所指的“石”中并未包含现今所谓的“宝石”里,虽然唐代宝石多与玉材混用,但无“取代”玉材的情况。

  就花卉与禽鸟图案来看,从当时的黄金饰物与玉器上的花卉禽鸟纹多有类似来推论,一般可认为其纹饰是从黄金饰物上传入,所以很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中土的装饰风格。但是,唐玉上的花卉纹饰当然也有自己的脉络,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呈现,并非全由西域传入,因为物质文化自然交流的特性,当物与物置于同一时空,相互的渗溶的现象在所难免。

  在唐代这般开阔的文化胸襟下,唐代玉花卉的复杂面貌,当然有“中国本土”与“西域”互相交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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